就这样，一晃几个月过去了。我也开始认识一些中国朋友。这些中国朋友大多是中国移民（微博），来加1-3年不等，他们所讲的让我又一次失去希望。我在工作中认识了38岁的萍，他在国内时是搞IT的，说出国前，月薪都达到2万人民币了。到了，3年了，刚来时，没有工作，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和老公双双去读书，拿了MBA，还是找不到好工作，现在和我干一样的工作，一小时8块钱，一个月1000美金左右的收入与国内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。我曾经向他请教找工作的，后来发现，他很消极，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移民找到好工作根本不可能。慢慢的，我疏远了他，因为我还是对我自己抱有信心的……

　　“一边倒”的外交在1956年的初中课标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：“在国际上，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。苏联真诚地援助中国抗战，美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实际上了日本的侵略……苏联红军对日本侵略军的性打击，促成了抗战胜利的形势。”在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签订的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时，课标提出：“这里应该强调中苏友谊的重要性，使学生知道，没有苏联的援助，中国就不能取得和巩固的胜利。”苏联“在亚洲摧毁了日本，帮助我国人民获取抗日战争的胜利”。

　　在异国土地上作战，如果事先不了解对方的地理、风土民情、气候变化，那就如同“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”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，其一线部队指挥官，大多是精通“支那兵要地志”的“中国通”的原因。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后站在了东京大审判战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。早在1924年，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兵要地志学中佐教官时，板垣就在他的讲义中，详细讲授过有关中国的人文自然地理。讲到“北支那”的情况时，他特别提醒日军注意，“关内各道，能通野炮的少。京津地区地形低湿，遇降雨增水，则影响作战”。